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二）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二）
文献来源：http://agzy.youth.cn/xzzh/his_study/201001/t20100111_1132040_8.htm
二
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说：“五大商埠的开放及香港之占有，结果只是使商业中心从广州移至上海，其他的‘通商口岸’不能上算。”㈧这是指英国对华贸易发展情况而言。五口通商对于中国社会仍有其一定影响。
注释：
㈤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三七页。
㈥“奏议银钱出纳章程”(“鸦片战争”，Ⅳ，第三○四页)。
㈦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
㈧“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年版，第一四六页。
在江宁条约第二款中规定英人可在五口有居住通商，设置领事之权；中英通商善后条约第六、七款中又载明英商可在五口“议定界址”，租赁房地居住。这样，外国侵略者便可据此来扩大他们的侵略范围。
五口之中，除广州系战前原设之通商口岸外，其余四口在一八四三、一八四四年都相继开港，并与地方官吏交涉，要求划定区域作为“租界”。如以上海一地为例：上海自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正式开港后，其首任领事巴富尔(G。Balfour)即不满足于租赁中国官方指定的栈房暂居，而是积极图谋攫取一块据点，经与清苏松太道宫幕久商洽，最后以“永租”的办法，于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订立了“土地章程”二十三条，划定洋泾滨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租与英人建筑房舍和居住；次年九月二十四日又确定了四界即：东至黄浦江、南至洋泾滨，西至界路，北至李家庄，全部面积约八三○亩；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议定将“租界”面积扩大为二八二○亩。㈠美、法等国在上海也相继划定“租界”。
“租界”一方面由于工业品、鸦片与原料的集散，市面也逐渐繁盛起来而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经济中心”。葛元煦“沪游杂记”曾记载三国租界繁盛的情形说：“三国租界英居中，地广人繁，洋行货栈，十居七八，其气象尤为繁盛，法附城东北隅，人烟凑密，惟街道稍觉狭小，迤东为闽广帮聚市处，美只沿江数里，皆船厂货栈轮船码头洋商住宅。”㈡这段资料虽然时间稍晚，但也反映了作为经济侵略中心的“租界”的日益发展的趋势。
另一方面，“租界”又成为外国侵略者在华的“直接政治权力”。他们在“租界”内开始时就拒绝中国势力进入，继而便建立起一套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殖民地制度，特别是五十年代开始，他们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机，显然发挥了“租界”的政治权力。一八五三年他们曾在上海与清政府勾结，共同**了小刀会起义，继又抵制，甚至进攻太平军。乘机攫得海关收税权和在“租界”设立行政财务、司法、警察各种政治机构的权利。
这些政治权力反过来又直接帮助了经济侵略，因此，“租界”的划定不仅是单纯的为外国人划定一块居留地范围，而是破坏中国主权的一种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侵略。这种侵略具体的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所谓“半殖民地”的涵义。
注释：
㈠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四九页。
㈡葛元煦：“沪游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外国侵略者又利用口岸进行各种犯罪活动，大批的侵略分子在口岸和附近地区为非作歹，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Alcock)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实说：“来自各国的这群外国人，生性卑贱，无有效之管束，为全中国所诟病，亦为全中国的祸患，他们……放纵强暴”，乃是“欧洲各国人的渣滓”。㈠其最堪痛恨的是掠夺人口的罪恶活动。
战后，外国侵略者把这套对待殖民地的野蛮办法进一步的在中国使用，他们在厦门公然设立掠夺人口的“公司”，掠夺人口去为他们进行非人的劳动以创造供他们剥削的财富。其残酷悲惨的情状，不忍卒闻。
李东沅在“论招工”一文中描述说：“频年粤东澳门有拐诱华人贩出外洋为人奴僕，名其馆曰招工，覈其实为图利，粤人称之为买猪仔。夫曰猪则等人于畜类，仔者微贱之称，豢其身而货之，惟利是视，予取予携，……且粤省拐匪先与洋人串通，散诸四方，投人所好，或诱以资财，或诱以阚赌，一吞其饵，即入牢笼，遂被拘出外洋，不能自主，又或于滨海埔头，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牵扯落船，官既置若罔闻，绅亦不敢申诉，每年被拐，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及自寻短见者不知凡几，即使抵埠，悉充极劳苦之工，少惰则鞭挞立加，偶病亦告假不许，置诸死地，难望生还。”㈡
容闳于一八五五年在澳门也曾看到“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㈢的惨景。外国侵略者掠夺人口的这种暴行，是与资本主义的剥削、侵略本质相联系的。马克思曾说过：“没有劳动者(即没有奴隶制度)，资本是定然会消灭的。”㈣他又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大美点，是在这里：它不但把工资劳动者当作工资劳动者不断再生产出来，并且比例于资本的积累，不断生产出工资劳动者的相对的过剩人口。”
因为只要有这种“过剩人口”，那么“劳动的需要和供给法则，由此得以保持正常的轨道；工资的变动，由此得以被拘束在利于资本主义剥削的限界内；最后，一个这样不可缺少的条件，劳动者对于资本家的社会从属性，也由此而确保了。”㈤这个问题，在殖民地的开拓上尤具有特别意义。
在殖民地上，虽然多数劳动者都是**，绝对人口的增加比母国远为急速，“但劳动市场还是常常感到供给不足，劳动供求法则破坏了。”㈥资本虽然能不断从旧世界投进来，但劳动者却不容易。因此资本主义侵略者就要到世界上“落后”地区，包括中国在内，去掠取人口，以保持他们的劳动供求法则，实现资本的血腥积累。外国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能得到一部分充实；必然是相对的削弱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
注释：
㈠严中平：“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七六期)。
㈡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六，刑政三。
㈢容闳：“西学东渐记”，第一一五页。
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七○页。
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七二页。
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七二页。
五口开埠以后，也影响了有关地区的人民生活。战前，对外贸易，一直在广州进行，因之在广州附近和在从广东通到内地去的粤湘大道上有许多依靠对外贸易为生的劳动者，这些人的数目据容闳估计“不下十万人”㈢。如果再加上与它有关的行业和依附他们为生的人数在内、当不下百万人。五口通商以后，由于“广州商利遂散于四方”，㈣而使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生计维艰，而不得不走进流浪者的队伍中去。
又如“福建之漳州、泉州、兴化、福宁与浙江之宁波、台州、温州等府，地多滨海，民鲜恒业，沿海编氓，非求食于网捕，即受雇于商船”。但是“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㈤。厦门贩海之船，原来有“透北、过台、出洋、广拨四项货船”，但“自五口通商以后，洋船所贩之货，即系出洋、广拨两项船只所贩之货，以致出洋、广拨二船，收帆歇业”，船户因而失业。
注释：
㈢容宏：“西学东渐记”，第五四页。
㈣彭玉麟：“会奏广东团练捐输事宜奏”(“彭刚直公奏稿”，卷四)。
㈤“闽浙总督刘韵珂片”(“史料旬刊”，三六期，第三一九——三二○页)。
失业的手工业劳动者、湘潭与广州间失业的运输工人、沿海的失业居民和船户，再加上那些从土地上被赶出来的农民，形成了一大群的失业劳动者。这些人一方面“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㈡；同时，其中的一部分将逐渐组成为一支威胁封建统治的流浪者队伍，有些人将来还参加了革命运动。
外国侵略者在各通商口岸又物色了一些战前和他们曾发生过一些关系的人作“买办”，当时称为“通事”。
这些买办商人的前身就是原来给外国人作交易中介人并兼管他们商业事务的人，过去人数不多，经济力量也很薄弱，在社会上还不起什么作用。战后，外国侵略者继续选择他们代理各口岸的商务，推销商品，搜购原料。他们是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为侵略者服务并受侵略者豢养的一些人。他们靠着外国的经济侵略而发“百无一失”的大财，所谓“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㈢。
这些买办商人后来有一部分向新式企业进行投资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买办商人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日益加深而日益扩大，最后由商业买办扩大到金融买办，矿山买办、工厂买办；由经济买办扩大到政治买办、文化买办而形成为中国近代社会里的一个反动阶级——买办阶级。
注释：
㈡“**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六二一页。
㈢王韬：“瀛壖杂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外国侵略者为了大量的输入工业品和鸦片，输出原料，就在战后造成通商口岸“每岁番舶云集”的盛况，外船来华数字有了显著增加，如一八三三年外国商船在广州进口的有189艘，一八四五年即增达302艘。这些船只需要经常修理。
同时，他们为要扩大输出入并图谋攫取中国的航运权，又需要添造些船舶，因此便在口岸附近开始设立外国资本经营的船舶修造业，其中最早的是一八四五年英国大英轮船公司职员柯拜在广州所建立的柯拜船坞(Couper Dock)，另外英国资本又在一八四三年于上海经营了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 society press)、一八五○年于上海经营了字林报馆(Northchina Herald office)，美国资本也在一八四五年于宁波经营了美华书馆(Mai Hwa printing office)等印刷业。
这些企业规模虽然不太大，但它是战前所没有的。这些企业中吸引了一部分中国的劳动者，这就是中国近代无产阶级发生的开始。这正如毛**所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㈠
注释：
㈠“**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六二一页。
五口开埠后，使某些口岸跃兴，成为新的商业中心。战前，内地商业有“四聚”之盛，对外贸易则广州独擅其利；战后，上海由于“道光间，中外互市”成为“通商总集”。它不仅是一个“南北转输，利溥中外”的商业城市，而且还具备了各种与商人有关的行业，如客栈、饭馆、舞榭歌台、秦楼楚馆等的兴起，供给商人生活必需和游兴挥霍。
城市中的居民也复杂起来了，不仅有“南闽粤，北燕台天津”的商旅，也有“出外洋，往各国”的商旅，因之“轮船到埠，各栈友登舟接客，纷纷扰扰，同寓之人，亦五方杂处”，㈣各地区的人都涌到这个城市中来进行活动。除了商人以外，上海有很多粤东，宁波之人，靠在“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计工度日”。㈤
一批破产的游民涌进来了，绝大多数没有一定职业，在城市中流荡，或则“遇事生风”，或则“串诈乡民孤客，或乘局骗，或无债取偿”，靠此维持生活。城市中的风气也有所改变，一般的趋向于奢靡，所谓“风俗日趋华靡，衣服僭侈，上下无别”，而“负贩之子，猝有厚获，即御貂，炫耀过市”，“衙署隶役，不著黑衣，近直与缙绅交际酒食，游戏征逐”，更不为一般人所习惯，但它却表明了旧的封建的上下有别的等级关系已经开始破坏，负贩之子既可以炫耀过市，衙署隶役也可以脱掉标志自己身分的服装，穿上华服与上层的缙绅先生交往，而缙绅先生们也肯纡尊降贵和他们来往而“恬不为怪”㈦，正表明了这个新的商业中心的一种新变化。
注释：
㈡葛元煦：“沪游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㈢王韬：“瀛壖杂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㈣葛元煦：“沪游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㈤同上。
㈥葛元煦：“沪游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㈦王韬：“瀛壖杂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三
战后，由于战争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封建剥削乃日益加重，从而，促使土地的日益集中。
首先，这次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直接祸害。它不仅使战火所及的地区，如江苏，浙江的沿海州县，因进行战争而“转徙流离，耕耘失业”㈢，就是一些非战区也受到波及，例如湖北本是内地省分，但也因“粤东不靖，大兵自北而南，军书旁午，露布星驰无旦夕，官吏征民夫递送，军装、钱漕、力役，三政并行，追呼日迫，卖儿鬻女，枵腹当差，道殣相望，流离之状，令人恻然”。㈣
这次战争又耗费了巨额战费，如直隶省，从道光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一年正月，仅因“海口防堵”所需各费，即用银达“三十六万九千余两”㈤。又如广东省是直接进行战争省分，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至二十二年四月即共耗银四○○余万两，其逐次呈报数字表列如下：
道光21年正月23日—4月24日,1,074,000两。
道光21年4月24日—10月15日，1,157,879两
道光21年10月15日—道光22年2月8日，1,671,000两
道光22年2月9日—4月底，594，l00两
共计6,496,979。两
其中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至次年二月八日仅一年零十余日，即共用银三，九○二，八七九两，然而广东省在道光二十一年全年地丁实征数则为一，一三六，八八九两㈡。换言之，道光二十一年广东省所耗战费已达本省地丁总数三倍余。更有甚者，许多地方官吏还乘机来加派和勒捐军需，道光二十二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吕贤基在其指陈弊政的奏折中曾指出官吏乘战争机会进行勒索的情形说：“……比年以来，地方官不能上体圣意，每于近海之区，借防堵以派费，于征兵之境，借征调以索财，以及道路所经，辄以护送兵差，供给夫马为名，科敛无度，近闻湖北、湖南、安徽等处，皆有加派勒捐之弊，又闻直隶、山东亦然。”㈢
注释：
㈠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辛未祁等又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第三二页)；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壬子祁等又奏(同上卷四五，第三三页)；道光二十二年六月戊寅祁等又奏(同上卷五二，第三六页)。
㈡王庆云：“石渠余纪”，卷三。
㈢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五，第十七页。
